作为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工业4.0旨在为德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
这些对于了解TPP背后的具有缺陷的逻辑——中国被排除在太平洋贸易共同体之外——至关重要。事实上，一些中等-规模的中国企业，如天虹纺织，在TPP预期就在越南开辟了开设了工厂。
10月5日，由美国等12个环太平洋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在美国亚特兰大达成一致。自2005年以来，中国已经和许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也包括不少TPP的成员国，比如文莱、智利、马来西亚、秘鲁和越南。越南可以执行下游操作（缝纫），通过TPP把衬衫运至澳大利亚、日本、美国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投资了8700亿美元，努力扩大自身原材料和工业配件的来源地。尽管中国的货币市场和股市还在调整当中（这一切都是在向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中国的中国近来正逐渐取代美国主要贸易强国的位置，并决心在下一个十年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将加剧政治紧张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间。比如，中国在孟加拉国（38亿美元）和巴基斯坦（178亿美元）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两国来自IMF的贷款——这些贷款给了IMF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主要货币实行的都是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双向波动是一种常态。
中国房贷仅占银行贷款的20%左右，而英国这一比例是67%。一是政策性创新，包括政策套利，如近年来信托等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刘铮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溢出效应日益明显。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参与度低于从前。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增值税改革并征收财产税，以及政府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缓解需求不足问题。金融领域市场纪律还有待考验。
考虑到当前的债务水平和增长趋势，政府面临短期增长和中长期经济去杠杆之间的取舍权衡。此次股票市场波动前，银行、信托等渠道的杠杆率激增，显示新金融环境下监管协作更为关键。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积极因素。汇改后短期内市场力量推动人民币汇率走弱，并不是操纵下的贬值。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快速扩张的债务规模不相匹配。如果基本面不发生改变，企业债务规模将持续扩张，2020年将为GDP的200%。实际上，使用规划而不是杠杆率是更恰当的做法。三、金融创新提升市场效率，跨部门监管和市场纪律亟待加强 近期市场波动与监管协调效率较低有关。
资本市场也会同时下跌。目前城镇化比率仅为54%，如果城镇化继续，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不会经历崩溃的情景。
随着居民收入的GDP占比连续五年回升，人们逐渐消费于教育、医疗、旅游和娱乐等领域，支持了服务业发展，促进了经济转型。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与全球相比仍旧快速扩张，但在中国GDP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出口占比从2006年的36%下降到2014年的22%。
较强的政府干预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大特点，中国能否在股票、公司债、银行等领域建立起有效的市场纪律是一个问题。瑞银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认为，虽然汇率贬值和资本流出降低了外汇占款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引发央行资产负债表缩水的担忧，但银行准备金率仍处于高位，释放人民币流动性无忧。目前经济下滑主要是由于房地产投资减少，拉低了制造业增速，而制造业是传统上关注的重点领域。相比之下，服务业的增长基本没有放缓，当前增速仅比2010年下降了1%左右，服务业的GDP占比已接近一半。随着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外利率的走低，央行以发行债券为购汇融资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因而在对冲操作和允许通胀上升方面进行了权衡。PIIE访问学者、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Bruegel）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贝隆认为，传统银行领域的风险也值得关注。
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CASS）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认为，当前企业债务相对于GDP的规模不容乐观。PII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认为，应该合理规划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次序，鼓励外资机构参与国内债券市场，允许阿里巴巴等更好的公司在国内上市，提高国内市场效率。
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直接融资的比重在逐步增加。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向由消费和服务业拉动的增长转型。
进入专题： 服务业 人口结构 系统性风险 金融周期 经济增速 汇率 人民币 房地产 。不应忽视汇率管理给国内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
CF40成员、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美国、日本和欧洲在金融开放过程中都未能幸免危机，中国未来经历危机也是大概率事件。金融周期和人口因素制约长期总需求扩张。刘利刚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类似于1970年代的日本，随着快速的城镇化和便捷的公共交通，将大量的人口与中小城市连结在一起，二线和三线城市的房产供过于求会逐渐消耗完小银行没有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但欧洲在实践中也救助了小银行，以避免更大的危机。
如果基本面不发生改变，企业债务规模将持续扩张，2020年将为GDP的200%。考虑到当前的债务水平和增长趋势，政府面临短期增长和中长期经济去杠杆之间的取舍权衡。
PIIE高级研究员阿维纳什•佩尔绍德认为，中国与房地产泡沫破灭前的欧洲和部分美国地区都是不可比的。目前经济下滑主要是由于房地产投资减少，拉低了制造业增速，而制造业是传统上关注的重点领域。
四、保障金融稳定需要顶层设计，城镇化推进支持房地产市场 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面临挑战。相比之下，服务业的增长基本没有放缓，当前增速仅比2010年下降了1%左右，服务业的GDP占比已接近一半。
中国金融结构的一个有趣变化在于，大银行的资产比重在减少，一大批主要中小银行涌现了出来。随着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外利率的走低，央行以发行债券为购汇融资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因而在对冲操作和允许通胀上升方面进行了权衡。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主要货币实行的都是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双向波动是一种常态。宏观政策在继续加快城镇化步伐、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也需要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加强监管协调，避免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
三、金融创新提升市场效率，跨部门监管和市场纪律亟待加强 近期市场波动与监管协调效率较低有关。但从全球来看，各国金融结构的改变都十分缓慢，日本和欧洲各国依然是以银行为主体。
8•11汇率政策调整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一致。改变住房金融的结构也是可行措施。
一、经济断崖式下跌可能性较低，但企业债务率预计将持续攀升 服务业扩张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金融周期和人口因素制约长期总需求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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